央行数字货币CBDC：一场支付革命带来的降维打击

昨天，农行DCEP内测消息曝光，再此将市场的目光吸引到央行数字货币这一话题。尽管关于内测的更多消息没有披露，但应该确信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应该是很快的节奏了。本文拟从各国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目的分析入手，为迎接这一全新事物提供一种思考。

发行CBDC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抢占本国支付市场基础设施的主导权；另一个则是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提供便利。结合非对称加密、多方验证、去中心化共识特性的比特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基于上述目标提出的技术需求，但却无法和各国货币当局的监管职能相适应，经过去中心化和运行效率维度上的一些取舍之后，各国货币当局有望为上述目标找到更好的实现途径。

内部目标

现代金融体系中，各国央行承担着货币体系“守望者”的角色，既然是“守望者”就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利和“对结果负责”的义务，正所谓“欲戴其冠，先承其重”。自全球第一家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300多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各国央行逐渐形成了基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工具的货币政策体系，并对各国经济的通胀率，也就是各国货币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负责。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提出的交易方程式：

MV=PT

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各国央行通过三大工具影响M的供给，以实现对P的调节。在费雪方程式中，T代表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是货币流通描述的主体，在货币流通中属于外生变量；而V则构成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主要因素。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稳定，除非货币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如电子货币对纸币的替代将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显著影响。

央行的货币政策三板斧对M形成影响，但对V几乎没有作用；如果各国任然保持传统的商业银行和纸币为主导的支付体系，V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央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板斧”的传导效果上即可。互联网支付的崛起改变了央行原有的监管模式，或者说弱化了央行原有监管体系的监管效率，支付安全、反洗钱等等内容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货币形态带来的各种风险监管需求。在中国，第三方支付“去直联”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但数字货币的出现实际上是第三方支付体系之外的全新的支付环境，仅仅通过“去直联”显然无法实现监管覆盖，如果一国央行能够能在这一全新的赛道通过建立全新的支付基础设施，毫无疑问对于一国货币体系的持续、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毕竟抢占了技术平台，就是获得了业务场景的控制权，从而对于业务规则的制定具有更大范围的选择权。

外部目标

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完成跨境支付主要通过代理银行机制。如果希望完成转账的两个用户的开户行（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国家）互相开设了往来账户，则两者可以直接汇款；如果没有开设往来账户，则需要分别在自己国内找到代理行，首先在开户银行和代理银行之间转账，然后再借助于代理行之间开设的往来账户实现跨境转账。

根据麦肯锡2016年研究表明（McKinsey & Company, 2016），一个美国银行通过代理银行进行一笔跨境支付的平均成本在25美元-35美元，是一笔境内支付的平均成本的10倍以上。其中，跨境支付34%的成本来自被锁定在代理银行账户中的流动性（机会成本，因这些资金本可以用在收益更高的地方），27%来自司库操作（treasury operations），15%来自外汇操作，13%来自合规成本。

基于数字货币开展跨境支付，不仅可以缩短交易链条，分布式账本实时结算的特点还可以大大减少备付资金的流动性损失产生的机会成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数字货币的存在只是促进一国法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货币国际化的前提还是要有充分的交易需求，所以数字货币是强势货币的顺风车，而对于弱势货币来说则会是相反的作用。这一点也是各国货币当局对于Libra等稳定币产品态度复杂的主要原因。

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的角度分析，内部目标的实现基本上可以具备实现外部目标的主要条件；但从，收益的角度分析，外部目标的收益更直接。基于新的技术范式，一场支付革命的降维攻击或许已经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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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seve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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