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如何重塑人机共识与应对信任危机

信任溯源：

信任是我们生活交际中的常见词汇。倘若对信任做一个溯源我们会发现，信任一词，由来已久。可查的史料显示，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信任的说法。

始皇甚尊崇蒙氏，信任贤之。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

当然，这里的信任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词汇，这里的“信”就是“相信”，“信任”的意思，“任”指的是“任用”，“委任”，可堪托付事情，“贤”是指“（始皇）认为（蒙氏）是有才能的”。从古代的时候，信任就是一个褒义词，只有对身边甚为可靠的人才会使用。

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信任发展的历史，信任始于共识，它对于人类社会的构筑，起着基石一般的作用。信任包括三个要素，相信的对象，相信的内容，以及相信的结果。

早在原始部落，同一部族的人就对某一种相同的事物产生共同的信任，这个事物主要是自然力量，或者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这种信任对部族的团结非常重要，起着纽带般的联系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部族被国家所取代。人们相信的对象也悄然间发生着改变，从之前的自然力量，逐渐转变为圣贤学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发展到孔子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直到大明确立的朱熹的解读受官方认可。圣贤学说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在西方，这种信任主要通过宗教来体现。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势力支配了整个思想界，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除上帝外，别无权力”的观点。基督教会的力量甚至一度凌驾在王权之上。

油画拿破仑加冕

在当代，这种信任主要通过制度来体现。国民之间的关系日益法制化，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到了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这一过程基本完成——这种信任基础在于共识，通过宪法来把国家及社会的共识规范化，即社会共识转化为国家共识以后，由宪法来确认，最后形成一种宪法共识。

信任建立：

我们知道，信任能够促成心理认同和忠诚行为，它无论对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极为重要。国家时时刻刻不停地开动宣传机器，就是为了获取国民们的信任；而公司企业等机构也无不绞尽脑汁创造用户信任，那么，信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我们说道，信任源于共识，而共识的形成离不开激励，“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有效的激励是社会文明进步有力的驱动力。

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驱城南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其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而秦民无人敢信，后来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将木头扛到南门，果然获赏，秦民尽皆惊动，都认为商鞅的命令不含糊（形成共识），从此，左庶长“一言为重百金轻”，变法得以顺利推行。

大秦帝国剧照

除激励外，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共识上更具有普遍性。朝廷会选拔出对自己有利的理念大力传播，用以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孔孟之道，在历朝历代的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以及西晋时期的“伏唯圣朝以孝治天下”，舆论机器对形成共识可谓居功至伟。

我们知道，一旦形成共识，通过共识立信就方便的多。古代无论中外普通民众大都迷信，迷信也是共识。因为迷信，假托天意来立信便成为一种常用的手段。

陈胜吴广起义时，吴广就曾经夜燃篝火，先学狐狸叫，后高呼“大楚兴，陈胜王”，在众人中制造舆论支持；水浒里梁山一百零八好汉排座次，采用的是天降巨石，受命于天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元末红巾军起义时，也用到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方式，来获取众人的信任。

在现代经济社会，信任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体现在信用，现代社会也被形象的称之为信用社会。长期以来，人们便受困于这样的难题，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不安全的环境下，建立经济活动赖以发生、发展的“信任”生态体系?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价格和企业权威是协调现代经济的主要机制，就是因为信任关系太难得，维系成本太高。

信任危机：

信任不是凭空建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任在产生之后需要去维持，任何落空的预期都会使得我们重新去评估信任。传统的信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来维持，这个中心需要去表彰信任者，惩罚失信者，比如传统封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信，取决于老爷子是否安好，老头身体健康，自然家庭和睦，一旦老头有个三长两短，往往会陷入分家的纠纷中。

从某种意义来讲，稳定的国家大抵是具备基本的社会共识的，这样达成信任机会比较容易。相反，在一个教育不公平，司法不公正，社会矛盾尖锐的国家，人们处在价值和事实的撕裂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当社会因为信任危机，缺乏凝聚力，割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想恢复秩序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在人类历史上，常常会周期性的发生信任危机。通常来说，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由于人的趋利避害本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基础会变得非常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很容易造成共识机制的瓦解，进而导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而信任危机又会反作用于社会，进而加剧社会变革。

以叙利亚危机为例，尽管巴沙尔政府通过修宪来通过全民公决，但巴沙尔政府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社会公信力，不要说西方人和反对派武装，从新闻报道来看，很多叙利亚民众也不再相信巴沙尔政府，所以叙利亚危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恐怕都难以解决。

走向共和剧照

同理还有，大清末年，清廷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屡屡受挫。李鸿章发出中华正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哀叹，但是清廷的“立宪”“变法”等自救式改良，“民主共和”，“革命”新思潮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共识基础，晚清的社会，陷入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中，反而加速了大清的毁灭。

如果按照博弈论的观点来解释信任危机。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简化版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信任的双方会采取合作态度（cooperate），而不能信任的双方会采取背叛态度（defect），如果两个人合作，那么两人都能得到的效用为2，如果一方合作，另一方背叛，合作方什么也得不到，效益值为0，而背叛方可以取得3的效益，如果双方都背叛，谁也不肯信任谁，那两人得到的效益值都为1。

可以画图为：

原本所有人都是合作的，假设有ε的人发现，自己背叛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成为了背叛者，原本的合作者就是1-ε，这样一来：

合作者的收益记为C，C=2×（1-ε）＋0×ε=2-2ε；

而背叛者的收益为D，D=3×（1-ε）＋1×ε=3-2ε，

很明显D＞C。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中心机构不能对背叛者做出惩戒，信任将会进一步瓦解。

信任重构：

当发生信任危机的时候，如何才能重构信任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够维持共识基础，不让信任基础瓦解呢？

传统的方法就是加强中心机构权威和力量，但一来，这个成本非常高，有资料显示，中心机构（或者国家）的强制力需要很多规章制度、很多人（可能超过总人口10%）来维持这个体系。不管是哪个时代，10%的人来维持体系，其成本必然过高。二者，这个方式缺少透明性，客观性和安全性，因为中心化机构权力过大，一旦机构内部出现问题，很难有谁能够问责他。第三，谁也不能保证，中心化机构本身的利益，和其执行代理人的利益一致，一旦出现偏差，很容易造成信息传递不下去的情况。

举一个例子，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外有后金满洲人作乱，中间还有庞大的官僚集团吃空饷。为应对日益吃紧的财政危机，崇祯向民间加三饷，但是税收黑幕众多，在被庞大的官僚士绅集团截胡后所剩无几，经过层层盘剥，过度中心化的大明朝廷就像一个黑洞，吸光了民力，最终闯兵入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

比特币的诞生让人们看到解决信任难题的可能，在比特币不依靠中心机构安全运行数年后，区块链从比特币中裂变出来，用区块链能够来解决信任难题，这样做有很多优势。不同于传统中心化的机构，它们依靠政府信用背书，而区块链技术依靠数学方法建立信任依靠技术背书。区块链实质上是一种机器信任，其数据由所有节点达成的共识机制集体验证，难以篡改和伪造。

为什么说通过机器信任能够应对信任危机呢？上文我们提到，中心机构问题很多，一旦中心机构权威下降又会造成严重的信任危机，我们常说的不可信，本质上是人不可信，因为对人类的信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机器信任来确保人类信任。

以往人类科技的发展，主要集结于“提高生产率”上，汽车加快了我们的速度，手机使我们能够“千里传音”，智能家居扮演着人类的管家、清洁工、厨师、宠物等角色，更侧重于人类身体的延伸，受到人类的控制，而区块链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对于区块链应用来说，比如说区块链最知名的应用比特币，即便是其发明人中本聪，也没有办法改变比特币的挖矿机制或总量。

当今世界科技变革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对可靠的信任机制有着迫切的需求，区块链在节省成本外，任何试图篡改区块链内数据信息的行为都会被其他节点的排斥，同时由于区块链采取单向哈希算法，对新产生的区块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得每个记录都很容易被追溯。因此它更加安全透明，对数据的确权和流转非常重要。

目前而言，尽管区块链技术还不是很完善，很多人对它也很不满，但大家依然对区块链链接人机信任抱以很大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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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Block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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