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皓（可信财商）：住房公积金是导致企业应对外部风险极其脆弱的主要原因

住房公积金是导致企业应对外部风险极其脆弱的主要原因

---应该被彻底取缔，且永不启用

众多企业在应对新冠疫情休克式冲击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迫使社会与政府必须反思企业所承担不必要的固定支出太多，杠杆太高，以致于严重的抑制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极大的降低了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诸如住房公积金政策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掐指一算，我研究房地产也应该有15年了，博士与硕士的研究方向都是房地产，坦诚地说，这个行业能说的几乎都说完了，就剩由时间来论证了。不过2020年全球量化宽松大潮与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而不得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了 逆转性的冲击，一二线核心城市及其周边附属城市的房价会适度回暖，逆转下行的态势，这是我最近需要研究的话题之一。另外，众多企业在应对新冠疫情休克式冲击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迫使社会与政府必须反思企业所承担不必要的固定支出太多，杠杆太高，以致于严重的抑制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极大的降低了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诸如住房公积金政策。

在我研究房地产的这十几年中，和圈内的同行总是不对付，格格不入，在我潜意识中，所有的学者都是所谓的“房地产专家”，只要房价一涨，所有的“专家”都在到处不经推敲，随意发表关于房地产的言论，但是貌似除了谢国忠与任志强之外，其他的言论都是人云亦云，转瞬即逝。尤其行业中那帮只知道东施效颦的半吊子“专家”，到处盲目抄袭他国的房地产政策，诸如房产税、保障性住房与住房公积金政策等。一旦找到一个他国正在使用的新概念，不计中国国情的现实，东施效颦，找几个研究生，一顿猛抄，拼凑出一本所谓的专著，然后试图成为政府高官的座上宾，顺带攀上某个日夜挂念高房价对老百姓生活福利形成致命冲击的官员，混个一官半职，这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研究领域的最佳写照。鉴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谈一谈中国的住房公积金政策。

诸如曾经炒的比较热的保障性住房、房产税与住房公积金政策，一时间遍地专家，弄得我花了好长的时间逐一反驳，当然比较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也确实销声匿迹，暂时无人提及，保障性住房被永久性的“暂停”与房产税遥遥无期，这是社会之幸。但唯有住房公积金政策依然在稳健运行，不但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极大浪费，而且给企业与个人也造成了资金沉淀的不必要浪费与福利分配不均。用学术用语来形容，住房公积金政策是住房市场化不彻底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源是大政府与保姆性政府惯性的多此一举，毫无存在的现实意义。既然住房都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老百姓购房要基于自身的劳动所得，老百姓有能力为自己的住房福利负责，根本不需要政府再为其通过住房公积金的方式来强制长期住房储蓄，纯属多此一举，扰乱市场。

住房公积金有四大缺点，即

1、凭空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最佳的成本支出就是支付员工薪酬与相关税收，而再为员工对等缴存的长期住房储蓄，纯属凭空增加毫无意义的运营成本，抑制企业的盈利能力；

2、员工也不需要，事实是对所有潜在购房者而言，在住房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有能力为未来的购房款负责，而根本不需要政府横插一手，通过住房公积金的方式强制储蓄，浪费社会总体福利；

3、缴纳者与使用者不匹配，事实是很多缴纳者短期或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暂无购置住房的计划或能力，但是必须得缴纳住房公积金，抑制了其福利最大化。而部分缴纳相对较少者，却会贷出一大笔公积金的互助低息贷款，造成社会福利资源的错配；

4、住房公积金运营体系的存在需要庞大的成本开支，这对社会而言根本不需要，无形中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损失。

由此得知，住房公积金政策根本不需要存在，应该被彻底取缔，且永不启用。

住房公积金政策能够在中国落地的原因无非三点，即

1、中国政府本就就有大政府的传统，习惯于保姆行为，永远搞不清楚自身与市场的边界，时不时会在市场中横插一杠，不但达不到原定预期，而且更会扰乱市场机制效力的发挥。住房公积金能够得以维系至今就是这个逻辑，既要住房市场化，又担心房价太高影响购房者的生活福利，所以，多此一举，帮助社会住房储蓄，结果得不偿失；

2、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的潜意识中，企业相对员工更强势，所以，在设置很多政策时，试图偏袒于员工，让企业付出的更多一点。但是事实是对企业而言，“地主家也没多少存粮，过年才吃鸡”，对企业“索取”太多恰恰是“饮鸩止渴”，造成社会福利不必要的巨量损失。社会运营不仅仅是同情所谓的“弱者”，而且更多要鼓励更能赚钱的机构与个人将其价值最大化。企业既要支付员工薪酬与税收，还要支付住房公积金，给企业凭空增加了成本支出，浪费社会总福利；

3、不了解中国现实，对他国政策东施效颦的盲目抄袭。住房公积金更多是新加坡与香港这类小岛型经济体的房地产政策，新加坡与香港这类小岛型经济体与中国这类大陆型经济体在房地产领域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腾挪的空间。住房公积金政策产生于新加坡与香港这类小岛型经济体中，在小岛型经济体中，弱势群体没有满足住房腾挪的空间，不得已政府从高收入群体中撸一点羊毛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用于社会的公平。但是在中国这类大陆型经济体的一线城市无实力购房时，住房需求可以通过转移至房价更便宜的其他城市，甚至农村来满足，遵循市场出清机制，所以，住房完全市场化最适应大陆型经济体，而非住房公积金。

此轮新冠疫情对各类企业抗风险能力脆弱性的弱点瞬间暴露无遗，包括海底捞与西贝等如此优秀的企业都很难应对新冠疫情的休克式冲击，其他中小微企业就更不堪一击。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困境的唯一原因就是企业的固定支出太多，杠杆太高，而非简单的各类税收减免与贴息等辅助政策。究其原因就是政府在企业运营中管得太多，没掌握好边界，凭空增加了企业不必要承担的运营成本，无形中扰乱了市场运行的基本逻辑。

现实是政府在企业支出中只需坚持市场原则与确定税收标准，企业与员工双方的薪酬高低由利益双方根据市场原则来定，当然住房福利自然包括在薪酬之中，而非政府设定住房公积金之类多此一举的政策。所以，新冠疫情之后，不仅要考虑如何直接降低各类受冲击企业的损失，更要战略性的取缔众多根本不需要存在，且对市场运行造成极大困扰的政策，诸如住房公积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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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彦皓?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住房公积金政策是住房市场化不彻底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源是大政府与保姆性政府惯性的多此一举。既然住房都市场化了，老百姓有能力为自己的住房福利负责，根本不需要政府再为其通过住房公积金的方式来强制长期住房储蓄，纯属多此一举，扰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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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丁彦皓~首阳智能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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